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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考虑到券商的投行业务，其本职是要将优秀的公司挑选出来，使得上市公司和投资人形成“一致利益人”。但是长期以来，券商的经纪业务和投行业务只是获取雁过拔毛的居间费用，并没有和企业上市后续的表现及风险挂钩。“跟投机制”是以共担风险和收益的形式落实券商的保荐人责任，说到底也是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没有投资保护的市场里必然缺乏长期资本的存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也就失之根本了。

选择重大资产重组化解退市风险是该类上市公司如出一辙的想法。自2018年11月开始，*ST皇台为摆脱经营困境，剥离持续亏损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扭亏的葡萄酒业务资产。不妨看看手法：先将全资子公司甘肃凉州皇台葡萄酒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象征性的1元作价出售给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丰投资），同时将上市公司与葡萄酒业务相关的资产整合注入甘肃唐之彩，再向大股东转让甘肃唐之彩69.55%的股权，作价1.57亿元。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最大牵制力来自外部。美国与日、韩是盟国，与朝鲜是敌对关系，又视中俄为战略对手，美给东北亚区域合作吹点凉风，出点难题，看来既有意愿也不缺办法，这显然构成了这一地区多边合作的挑战。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将上世纪80年代就被提出来的东北亚经济圈概念无法机制化落实的原因全都归结于外部力量，未免有些片面。东北亚有很成功的双边合作例子，小多边合作也有进展，而且它们克服了国家规模悬殊、存在意识形态差异等诸多障碍。更多的小多边合作和多边合作也是有可能克服或绕开这些障碍而向前推进的。

据长江商报记者初步统计，2011年至今年6月30日，公司用于投资的资金累计高达422.34亿元，已经远超2011年公司281亿元总资产。大举扩张之时，公司频频募资，其总负债由2011年的190.29亿元增长至今年6月底462.56亿元。债务高涨导致财务费用急剧飙升，大幅吞噬利润。2016年，公司财务费用为―3846.08万元，2017年猛增至4.46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达到4.42亿元，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中国券商的发展需要一定市场之外的支持也并非全无道理。我国的资本市场建设的确是落后的：从宏观上看，当前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间接融资占比约为80%，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占比约仅为17%，其中股权融资更是不到4%；从微观上看，发达国家的资本体系构建中主要是以投行而非银行为支撑的，中金、中信等国内券商在资产规模、资本利用层面与高盛、摩根等大型投行相比仍然差距甚远；从政策上看，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大多是银行机构出身，对于资本市场的运用和理解仍需更加深入。

作为乱港事件的策划者和煽动者，作为西方敌对势力的买办与走狗，黎智英之流破坏政治体制，传播分裂言论，既有颠覆政权的主观企图，也造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既成事实。这不是卖国贼、叛国者，又是什么？“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八百多年后，杭州岳庙前的秦桧跪像仍被人唾骂。不久前，黎智英则被顺德黎氏斥为“逆子”并剔出族谱。我们相信，黎智英之流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接受历史的审判。